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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东坡书院，我看到一组木雕版的多事东坡“东坡在宜兴”故事，其中有一则叫“焚契还宅”。始知看后我对他在宜兴买田的田舍过程忽然生出了浓厚的兴趣。

宋仁宗说杭州“地是好宜湖山美，东南第一州”，兴寻那宜兴田价应该比杭州便宜许多吧。访苏不少人考证过苏轼每个时期的晚潮年收入，这些钱够他买好几处田宅吗？多事东坡还有，他全家到底有多少人，始知非得置办好几处才行？田舍带着这些疑问，我开始一点点梳理他在宜兴买田的好宜来龙去脉。

（一）

宋朝的田价，史料里零零碎碎，访苏很难找到精确的晚潮数字。不过可以从几个侧面来比一比。据《宋会要辑稿》记载，北宋中期两浙路的田地，上等好田每亩大约两三贯到五六贯不等。杭州作为“东南第一州”，又是两浙路治所，地价肯定偏高。苏轼在杭州做通判和知州时，对当地田价应当心中有数。

宜兴虽然也属两浙路，毕竟只是常州下属的一个县，地价自然要便宜不少。有学者估算，同样质量的田地，宜兴大约只有杭州近郊的六七成，甚至更低。苏轼选择宜兴而不是留在杭州附近买田，经济上的考量恐怕不轻。

他被贬黄州五年，收入锐减，虽然元丰七年改为“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、团练副使，不得签书公事”，俸禄有所恢复，但毕竟不是正任官员。加上他在黄州就过着“垦辟荒棘”的日子，积蓄估计非常有限。之所以能在宜兴陆续买下数百亩田、几处宅院，靠的不仅是后来已逐步恢复的俸禄，想必还有亲朋好友的资助和借贷，这在当时的士大夫中也是常有的事。

从人口账上看，苏轼要养活的，可不是一家人。元丰七年他从黄州出来时，身边有继室王闰之，有朝云，还有儿子苏迈、苏迨、苏过，苏迈当时已经结婚并有不止一个孩子，再加上几个使女和仆从，少说也有十几口人。除了直系亲属，他还常常接济一些穷亲戚和故旧。宋朝官员工资虽说不低，但也经不住这么铺排。

他在《阳羡帖》里说“未足伏腊”，伏腊是夏冬两季的祭祀和开销，说白了就是不够一年花销。所以他后来又添了一个小庄子，岁得百石粮食，这才勉强凑合。他在宜兴买下的那几处田产，加起来数百亩，按宋代中等产量估算，一年收成大约能养活二三十口人。算起来，刚刚够用，谈不上宽绰。

（二）

据南宋韩元吉在苏轼的曾孙《苏岘墓志铭》中记载：“始文忠公爱阳羡山水，买田欲居，仅田数百亩，屋数楹也……”

南宋周必大亦记载：“昔东坡买田阳羡，凡九百斛，三子之裔共享之，故子孙居此。”可见苏轼在宜兴置办的田产并非一处，而是陆续购得，总规模约数百亩，折算成产量约为九百斛。

具体来说，他那些田产主要有这么几处：

在张渚镇黄墅村曹家庄，大约两百多亩。这是苏轼托同年单锡帮忙找的。他还跟单锡一起到黄墅村步田，跟卖家曹潜夫吃了“买田成交酒”。可后来曹家反悔了，为这处田产纠缠了八年官司。苏轼虽然最后赢了，却还是按原价把田退了回去。这头一桩，就够折腾的。

还有一处，在许墓山下或者阳羡深山里头，离城大概七十里地，也是几百亩。元丰七年到八年间，靠蒋之奇、滕元发、宜兴知县李去盈这些人帮着张罗才买下来的。他还托徐得之去经办景纯家的田。元丰八年，他又添了一个小庄子，一年能收百石粮食。

再是，在滆湖南岸。《舆地纪胜》上写：“东坡别业，在宜兴县滆湖，去县四十里。”

另外，他还在丁蜀镇蜀山南麓、画溪河东岸修了住处，就是后来东坡书院的前身，当时叫“东坡草堂”或“东坡别墅”。

苏轼买了田宅后，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之情，在给友人王巩的信中说：“近在常置一小庄子，岁可得百石，似可足食。非不知扬州之美，穷猿投林，不暇择木也。承欲一相见，固鄙怀至愿，但不如彼此省事之为愈也。”

在给秦观的信中说：“某宜兴已得少田，至扬附递，乞居常，仍遣一侄孙子赍钱往宜兴纳官，盖官田也。”

从这些零零碎碎的记录能看出来，苏轼买田是一块一块逐步推进的，从看地、谈价、筹钱，事无巨细，琐碎得很，虽然都是委托他人代劳，不是他自己直接完成的，但每一项都耗费心力，一点都不像是一个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干的活儿。可正是这些琐碎，才让人觉得他是真心实意要安家在宜兴。

（三）

东坡买田没有想象的那般诗意，琐碎里甚至带着几分辛酸，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故事。这些故事，或许更能让我们看清一个真实的、在人世间辛苦经营的苏东坡。

最早那次，托单锡在黄墅村曹家庄买那两百多亩田，酒也喝了，约也定了，卖家曹潜夫却翻脸不认账。这一闹就是八年。苏轼身在他州，想管也管不了，只能托人来回周旋。最后虽然官司赢了，他却没强占，还是按原价把田退给了人家。八年纠缠，一场空，田没拿到，心力倒搭进去不少。

但这并没有让他打消在宜兴安家的念头。元丰七年到八年间，在蒋之奇等友人帮忙下，他又陆续在许墓山下、阳羡深山里和滆湖南岸买了田。一处一处地找，一点一点地添，东坡真像个持家的农夫，精打细算着过日子。

最出名的一次波折，是在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年），那是苏轼生命里的最后一年。

他从海南遇赦北归，路过宜兴，还是放不下在这儿安家的念头。他的学生邵民瞻帮他寻了一处宅子，在宜兴余境、闸口一带的永定里南村（万金乡），要价五百缗。苏轼把家底儿都掏出来买下了，心里头高兴。

可一个月夜，他跟邵民瞻散步到一个村子，听见一位老妇人在那儿哭得伤心。一问才知道，老妇人说：我家有一栋上百年的老宅子，被没出息的后辈卖给了别人，如今我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。

苏轼再往下问，原来那宅子，正是自己刚买下的那一处。他二话没说，当场取出房契，当着老妇人的面烧了，把宅子归还给她，分文不要。老妇人转悲为喜，千恩万谢。苏轼呢，带着邵民瞻，另找地方安身去了。这就是宜兴到现在还流传的“焚契还宅”的故事。后来邵民瞻帮他在滆湖塘头村前又置了一处宅院。

这个故事的来源主要是南宋中叶人费衮《梁溪漫志》中的记载。我根据各方史料的分析，很可能是时间有出入，不大可能是北归到常州途中的事，因为此时苏轼已染病在身，距离世很近了，我想更大的可能是苏轼为邵民瞻家手植海棠之时，即公元1084年前后。

东坡买田阳羡，不光是图田产本身，而是为了一个能让心放下来的地方。他在阳羡规划家园时，曾表示“欲买一小园，种橘三百本，筑亭曰楚颂”，心慕屈原《橘颂》。这表明他选择阳羡，还有更深层的精神寄托：借太湖的橘联想屈原行吟的洞庭湖，以追慕屈原的高洁品格，使得“买田阳羡”超越了简单的置业行为。

当那处宅院跟一个老人的眼泪搅在一起时，他宁可不要。他颠沛流离了大半辈子，最懂得什么叫“无家可归”。一个吃过苦的人，不忍心让另一个老人吃苦。

（四）

去宜兴博物馆，想看看那件著名的《阳羡帖》。可惜的是，这件宝贝去年曾在宜兴展过一次真迹，我去的时候早已经回到抚顺博物馆了。

我虽然没见着真迹，但在展板上读到了原文，那种平平淡淡里藏着深情的样子，跟他诗文里的味道是一样的：

“轼虽已买田阳羡，然亦未足伏腊。禅师前所言下备邻庄，果如何？讬得之面议，试为经度之。及景纯家田，亦为议过，已面白得之，此不详云也。冗事时渎高怀，想不深罪也。轼再拜。”

信札全文只有68字，苏轼在信中向友人钱济明表示，虽已购田，然不足以供养家计，故请托对方代为再寻田产。帖里提到“景纯家田亦为议过”，景纯就是刁约，说明苏轼曾托徐得之去商量买刁约家的田。这封信写于元丰八年（1085年）前后，正是他准备第二次买田的时候，语气平平的，透着一股认真劲儿。

早在熙宁七年（1074年），苏轼在镇江一带赈灾时，就写过《景纯见和复次韵赠之二首》，其中有这么几句：

人间膏火正争光，每到藏春得暂凉。

多事始知田舍好，凶年偏觉野蔬香。

溪山胜画徒能说，来往如梭为底忙。

老去此身无处著，为翁栽插万松冈。

经历了许多事情才知道田舍生活的美好，在凶险的年景中，野蔬的香气尤为可贵。溪山美景只能口头上形容，来回匆匆忙忙度日如织。年老时无处定居，只有扎根在万松冈上，才是自己的梦想。

东坡买田的周折很多，但最打动我的还是这个“焚契还宅”的故事。房契说烧就烧了，是那个老人的哭声让他心里过不去。这才是苏东坡：平和、善良，写在诗里是“多事始知田舍好”，做在事上，是宁可自己没房子住，也不忍心看着一个老人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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