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作品是时间留下的印记。

本报记者丨薛少林

下午两点半，专访郑晓郑晓龙的龙再办公室里，氛围温馨而静谧。现火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小盘南瓜子，冬去春来熟悉他的专访郑晓人都知道，嗑瓜子是龙再他的一个小习惯，看似闲适随意的现火消遣，实则此刻他的冬去春来脑海中全是对故事、人物与时代的专访郑晓深刻思考。

2026年春，龙再记者在北京专访导演郑晓龙，现火听他讲述年代群像剧《冬去春来》的冬去春来创作故事。该剧由郑晓龙、专访郑晓李昂联合执导，龙再高满堂、李洲编剧，3月22日起在CCTV-8电视剧频道、爱奇艺、咪咕视频播出。“冬去春来”四个字，既是这部年代群像剧的剧名，又似郑晓龙创作生涯的精妙隐喻。从《北京人在纽约》到《金婚》《幸福到万家》，从《编辑部的故事》到《南来北往》《冬去春来》，从业三十余载，郑晓龙始终关注时代发展，通过作品反映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精神状态。这次，他将目光投向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——改革开放如火如荼，一代北漂青年满怀热血、奋斗逐梦。

一间旅馆，一个时代的切片

《冬去春来》的故事发生在一家同名小旅馆。一群怀揣艺术梦想的年轻人，从五湖四海会聚北京，蜗居于逼仄的地下空间，承受着生存与理想的双重重压。他们从陌生到熟悉，从摩擦到扶持，最终寻得不同的人生出口。

在郑晓龙眼中，“这个小旅馆很特别，它宛如一个时代的切片。”这种空间叙事的力量在于“以小见大”——从一个小切口深入，展现人与人细腻而复杂的关系，进而折射整个时代的宏大风貌。

“这部剧不似《南来北往》以情节带动故事，而是以人物之间的化学反应推动剧情发展。”郑晓龙进一步阐释，一群背景各异、理想不同的人，因追求梦想而相聚，必然需要磨合，他们能否融洽相处，本身便是一出精彩好戏。在此过程中，有人收获爱情，有人收获友情，有人收获亲情，“这就是集体生活赋予人的成长。”

为了找到这个“切片”，郑晓龙带领制作团队几乎踏遍北京的胡同。“满堂剧本中写的是地下室，但北京真正带低矮窗户、能看见街上行人脚步的地下室极为稀少，缺乏那种‘透口气’的感觉。”最终，他们决定搭建摄影棚，在20世纪90年代真实的北京胡同场景基础上，结合影视化创作需求，反复规划设计，还增加了一个天台。这个天台，既是剧中人物活动的空间，又便于拍摄。剧中人物的很多情感交流、矛盾冲突，都在这里发生。拍摄时，一个一镜到底的长镜头从胡同口一路行至地下室深处，让观众迅速融入北京的旧时光，融入“冬去春来”小旅馆的环境与氛围。

剧中服化道颇为考究。团队满世界搜罗，回收200余件20世纪90年代的老道具。服装则参考当年的杂志、报纸、画报，以及纪录片、电视剧、电影，根据每个角色的性格、身份背景来搭配。郑晓龙举例，“剧中的庄庄是温州人，温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，再加上她家里开裁缝店，她自己懂服装设计，所以她的服装相对更时髦。”

服化道到位，角色状态也要精准。剧中不少年轻演员，对20世纪90年代并不熟悉，为了让演员更快进入状态，郑晓龙经常在现场帮演员“抠”戏。“穿上那个年代的衣服，置身有时代氛围的拍摄场景，再多看看当年的电视剧、画报，他们慢慢就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节奏和气质。”

两个“异乡”，两种生活图景

1993年，《北京人在纽约》播出，引发全国观看热潮。从《北京人在纽约》到《冬去春来》，时光流转三十余年，一个是异国他乡的“美国梦”，一个是首都北京的“北漂梦”；一个是文化隔阂下的生存挣扎，一个是城乡落差中的身份追寻。郑晓龙镜头下的“异乡人”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？

“从表面看，两部剧都是异乡人奋斗的故事，实际上二者差异显著。”郑晓龙表示，在《北京人在纽约》里，人们初到美国，往往先在餐馆打工赚生活费。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难题，只有过了语言关，才能逐步学习其他技能。此外，人种、文化、价值观差异很大，生活难度和压力可想而知。相比之下，《冬去春来》里的“北漂”青年面临的并非文化隔阂和种族差异，而是城乡落差、身份认同，以及梦想与现实的冲突等问题。

两个异乡故事的另一个重要区别，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。郑晓龙认为，在《北京人在纽约》里，人与人的关系更为疏离、个体化。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苦苦挣扎，彼此联系相对脆弱。郑晓龙分享了一个当年采访到的真实故事：一位在纽约的留学生专门选择室外打扫卫生的工作，只因为室外打扫的工资比室内每小时多2美元。“他仔细计算每天上学的时间，以及需要挣多少钱才能维持生活、缴纳学费。如果交不起学费，就只能回国。”在这种巨大的生存压力下，人往往会感到孤独无助。

但《冬去春来》截然不同。“这部剧蕴含一种温暖的力量，”郑晓龙说，“小旅馆里的这些人，从陌生到逐渐熟悉，再到相互帮衬。大家齐心协力，共同奋斗的氛围让人倍感温暖。”剧中人物虽怀揣不同梦想，面临不同困境，但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自然而然形成共同体。有人失意时，其他人会安慰；有人遇到困难时，大家会伸出援手。这种“抱团取暖”的关系，是20世纪90年代“北漂”群体真实的生活写照。

时代浪潮下的现实与温暖

“20世纪90年代，北京蓬勃发展，整个社会呈现积极向上的态势。除了‘北漂’，北京本地人同样在积极改变自身命运。”郑晓龙感慨，“当时，大家都奋力向上，社会氛围热烈。改革开放带来各类机遇，人们也敢于尝试，成功了便继续前行，失败了就重新再来。”

这种积极进取、勇于尝试的社会氛围，正是《冬去春来》想要传递的核心精神。剧中塑造了一群怀揣文艺梦想的年轻人，他们来到北京，有人渴望成为演员，有人梦想成为歌星，有人立志搞艺术。

然而，现实是残酷的。“只有徐胜利一人坚持了最初的编剧梦，其他人都选择了别的道路。”在郑晓龙看来，这才是真实的人生写照。人们需要依据实际情况去生活，适时调整方向，不断修正自己的选择。这种“修正”，恰恰是那个年代年轻人身上难能可贵之处。他们既有梦想，又不一味执拗于梦想；既敢于闯荡，又懂得灵活变通。“就像剧中的郭宗宝，到北京当群众演员，原本是为了挣钱给妻子治病。后来，他在北京发现了机会，开阔了眼界，最终把自己在家乡种玉米的经历与北京的市场相结合，研发了玉米汁，成为一名农民企业家。大家的人生路径各不相同，这是一个不断修正、不断探索的过程。”

在“冬去春来”这场人生的四季更迭中，“春”从不只是单一的圆满。徐胜利熬过无数个为剧本失眠的夜晚，终于等到署名作品播出的那天；他的挚友亮亮去了法国，却不幸患脑瘤去世。诚如郑晓龙所言，“人生有喜悦也有悲伤，不能期望一切都如愿。”

在现实底色之上，郑晓龙为《冬去春来》注入许多温暖色彩。剧中那份跨越寒冬的暖意，不只藏在“冬去春来”旅馆那盏为晚归人亮着的灯里，更流淌在每个普通人笨拙却真挚的守护中，是徐父嘴上骂着“你要饭去吧”，转身连夜把行李塞了又塞，在站台红着眼眶沉默目送；是母亲把牵挂藏进行囊，追着车窗反复叮咛；是郭宗宝扛起全家的希望，而伙伴们在他最难时默默凑齐治病的钱；也是历经沧桑后，老友在旧旅馆门前重逢，阳光洒在斑驳的招牌上，那场迟到却完整的合影。这些细微处的温柔，恰似冬日暖阳，让每个在现实里跌倒的人，都有力气继续前行。

在郑晓龙看来，这种温暖并非盲目乐观，而是源于对人性底色的信任。即便生活艰难，梦想破灭，人们依然能相互扶持，在绝望中找到一丝光亮。就像剧中小旅馆里的这些人，从最初的陌生到逐渐熟悉，再到互相帮衬，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温度，正是郑晓龙想要通过作品传递给观众的。

郑晓龙导演工作照

《冬去春来》虽是年代剧，但郑晓龙认为，它依然能引发当下青年共鸣。“很多人都有过迁移到新地方改变命运的经历，不仅是北京，也可能是上海、深圳。当他们在剧中重温这段经历，会感到很亲切。”

采访结束，郑晓龙继续回到审片室审阅新片。三十余载，时代在变，技术在变，观众的收看习惯也在变，但对郑晓龙而言，有些东西从未改变——比如，雷打不动的午休习惯，手边那盘随时备着的南瓜子，以及他始终坚信：即便生活艰难，梦想未必如愿，但人与人之间的那点温度，足以支撑我们走过寒冬，迎来春天。

对话导演郑晓龙：“好作品是时间留下的印记”

《综艺报》：这些年，你一直尝试不同题材，在挑选项目时，你最看重哪些因素？

郑晓龙：不同题材有不同故事，这让我觉得十分新鲜。就像《冬去春来》，我对那个时代的生活和人物充满好奇，这是一个全新的故事。导演这一行的乐趣就在于，能体验不同的人生。尽管题材类型不同，但我始终坚持一条创作主线——一部好的文艺作品，应该有价值观的表达，同时要有自身认知。比如，《甄嬛传》批判封建落后的婚姻制度，《芈月传》讲述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过程中的价值变化。在《冬去春来》中，我特别想呈现20世纪90年代的氛围和当时的社会状况，让大家能从改革开放中汲取“养分”。

《综艺报》：“精品”是每一位创作者追求的目标，你认为什么样的作品才叫“精品”？

郑晓龙：大浪淘沙后留存下来的作品，才是精品；能长时间被人记住的作品，才是好作品。“精品”要在五年、十年甚至更久之后，依然活在观众的心里，成为可以反复品味、常看常新的文化存在。如《甄嬛传》播出十几年了，仍被人们反复解读、二次创作。这背后最根本的支撑，在于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态度——这不是说只能拍现实题材，而是要始终扎根于真实的人性，从人物塑造到情节推进，都要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理解与精准提炼之上。正是这种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，赋予作品跨越时间的力量，让它经得起一代代观众的审视并引发共鸣。

《综艺报》：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特别在意“长尾价值”？

郑晓龙：有一次，我与美国一家知名影视公司员工聊天，问他“公司价值何在”。我以为他会提及《泰坦尼克号》这类电影，没想到他说主要靠经典电视剧盈利。电视剧播出有版权费，后来每有新媒体平台出现，就会再买一次版权，每一代人都会观看。正是这些让一代又一代观众反复观看的作品，给公司带来巨大价值。这件事让我深受触动。我意识到，一部真正的好作品至少要有几个层次的价值：一是认知价值，能反映时代特点，让后人了解那个年代人们的所思所行；二是人性挖掘价值，能穿透时代，触动人心的共通之处；三是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。作为影视创作者，我们总希望拍摄的作品能流传于世。好作品，是时间留下的印记。

《综艺报》：面对短视频、微短剧浪潮，你认为长剧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？

郑晓龙：影视创作的核心使命始终是讲故事、塑造人物、表达情感、传递价值观。这些需要叙事铺垫和人物成长才能实现。我相信，无论形式如何变化，观众对于有深度、有温度、有人物、有情感的内容始终有需求。

《综艺报》：你如何看待人工智能？你在创作过程中是否应用过人工智能？

郑晓龙：对于人工智能，我的态度是开放且审慎。我们可以借助AI开展工作，降低生产成本，我的新片也会运用AI，如制作特效。使用AI，创作者需明确创作意图。人类具备想象力、创造力并能够表达出来，这些是AI无法替代的。AI和人的根本区别在于——AI是算法计算的结果，而真人演员的表演源于内心的化学反应。

郑晓龙

导演、编剧、出品人。代表作品《渴望》《北京人在纽约》《金婚》《甄嬛传》《芈月传》《红高粱》《功勋》《南来北往》《冬去春来》等。曾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最佳导演、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导演、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导演。

图源：豆瓣、官微

(责任编辑：休闲)